正因为实然正义是依据规范解决冲突的方法，所以法的安定性把实在法的实际效力当作法的首要目标，由此展示出一种超越特定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均衡点。
在人类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了以后，国家亦会消亡，那时也只有社会而无国家。6．硬法与软法 在部门公法学研究中，我们更多地以硬法为研究对象，但在宏观公法学研究中，我们会更多地关注软法，特别是社会公法和国际公法中的软法。
无论是国家法还是非国家法，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定法成分。现在看来，这些观点虽然大体是对的，至少没有大错，但过分强调这种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这种正义，也是人类的权威可能未加以表现的 — 如果它未加以表现，它便得接受惩罚，因而缩小乃至丧失其命令的力量。因此，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自然的爱慕，这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三条规则。8．公法监督 本课题首先研究公法监督的概念和意义，然后分别探讨几种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公法监督种类：议会监督、监察监督、检察监督、审判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并分别阐释这些公法监督的主体、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权限（手段）和程序等。
我还嘱咐他们论文选题一定要接地气，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群体，是否也应该多少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少的一些人，去思考和研究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呢？作为研究应用法学的学者，当然应该用绝大部分时间去研究有现实实用价值的法律问题，但是作为思想者群体的学者（应用法学的学者也是学者），是否也应该稍微留出一点时间，哪怕是很少的时间，去思考和研究一些与现实稍有一点距离，不那么经世致用的形而上问题呢？笔者深以为然。一是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宪法的制定是一个融合不同价值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可以超越这种简单化逻辑，正是因为它更好地处理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性问题，根本就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宪法，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法治之间更好地平衡。当下中国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依宪治国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普遍经验，依宪执政是世界主要政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再次，宪法宣告了增进人民福祉的宪法任务和政治目标。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输入了近代以来立宪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一方面建立了具有正当性和组织有效性的政府。这也是提炼出中国制度优势强大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基础，也是改革的突破口。在自然法中，格劳秀斯强调了人的自然权利的中心地位。
质言之，民主是宪法的本质属性。这是德国近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启的讨论场域，其中就包括法理型权威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宪法确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国建政方面的基本主张和伟大成就。国家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构建政府的行为，一个没有宪法的政府是一项没有权利存在的权力。
笔者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产生、发展史清晰地表明，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这是一项关涉全局的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五 宪法至上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在要求 宪法并非只是宣示性的政治文件，而是必须落实到治国理政具体过程之中发挥效力。它承认宪法秩序的时空具体性，又服膺宪法至上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承认基于人之尊严的共同性和人类问题的共同性所导致的制度安排的共同性，承认宪法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表征所具有的技术中立性，从而最终承认宪法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８２年制定现行宪法时，制宪者将公民基本权利章节调整至第二部分，先于国家机构，正是显示出对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视。这凸显了宪法至上法制地位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是制定１９８２年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再次，宪法至上确保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可持续性。人民通过建制化渠道表达其主权者地位，行使政治权力。通过加强宪法实施，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工程，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将有利于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形成宪法权威。
宪法观念引入中国已逾百年之久。这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之中。
法律是自然正当的，权利是自然赋予的，所以每个人的平等自由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社会构成前提。于是，寄期望于立法者制定一部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宪法，便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识性主张。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必须明确宪法法律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其五，宪法至上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在要求。
宪法至上是公共权力的根本保证，它超越了君主（如哲学王）掌握权力的假定，也超越了虚构的人民掌握权力的假定。以宪法为基础，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概括、新归纳和新总结，进一步深入理解三者有机统一的内涵，阐释三者有机统一的结构，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来说十分重要。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它蕴含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发展方向、关键任务的深刻认识。
权力公共性的原理也体现在我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实践中。三是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提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实现实质平等的路径，既强调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也强调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以无产阶级政党保障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法治建设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
宪法的这种特性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坚持宪法至上，维护宪法权威，有利于塑造执政的目标价值，形成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良法善治导向。１９７８年我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
二是因为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习近平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这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标志性安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主张。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提出，要用３０年的时间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吴家麟提出：宪法至上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在制定八二宪法时，关于是否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曾经存在争论，当时的选择是在序言中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
这两个论断表明全国人大在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结构之中占据着最重要地位，发挥了最重要作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宪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为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制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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